昨傍晚就看完电影，在天桥上驻足半响，看着脚底下奔腾的车流，城南的云层还透着阳光，城北的乌云则在集结，遥想这拨云见日的和平世代之来，联想着暗潮涌动的寰宇秩序之去，总想写点什么。入夜在院里发呆，暴雨洗礼过的京郊大地，透着泥土和植物的清香，万物在路灯的守护下葳蕤生长，虫鸣的交响中，又想起了这部电影。

原始的触动有两点：一是黄轩饰演的李达在天台，和爱妻王会悟聊起当年抵制日货，点火时发现，手中的火柴也是日本造，茫然于偌大的中国，连一根自己的火种都没有；二是青年毛润之围观洋人Party，灯红酒绿，一栏之隔，若有所思的他突然奔跑起来，从南京路一直跑到了外滩的外白渡桥。

李达表面上在说国家羸弱，虎狼环伺，背后另有情绪和所表。此时的李达，刚会晤马林，本兴致盎然的会面，因为对方递过的一包钱，变得别有意味。一大缺钱，那是肯定的，李达家宴毛润之时，说得很明白了，为了钱，陈独秀在广州和陈炯明杠上了，最后连一大都没赶上。可接这钱，意味着成为别人分舵，李达和李汉俊果决相拒。天台上，李达表面上在说洋火，其实另有愤懑和远思。初代党人清醒地认识到，中国不能走附庸之路，要有自己的火种。影片在此没有台词明示，表达暗藏于言语之外的情绪中。

毛润之奔跑的那场戏，更是始终无一台词，一切尽在情绪的流转之中。一开始，他和围观民众一样，被洋人盛大的Party吸睛，甚至试图混在洋人队伍中进场，被拦后的他，突然意识到，这热闹非凡的光景背后，是弱国的反差，于是奔跑起来，直到在外白渡桥上驻足，重新流露出欣喜之情。导演选择这出戏，不是没有出由。毛润之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，便是1917年以“二十八画生”之名刊登于《新青年》的《体育之研究》，青年毛润之喜好运动之余，怀有一颗运动强国之心。此处用一段跑步戏的调度，来表现体育青年毛润之的情绪流转，再合适不过了。从南京路到外白渡桥的路，我不知道走过多少回，如今百年沧桑的老旧建筑不论中西，皆成新上海的美景和风情，幸甚乐哉！

“美景”还有片中的王会悟，那么婉约，灼灼其华，对新郎官李达来说，是“探怀授心，发露幽情”，对观众来说，是“扬娥微眄，悬藐流离”。作为李达之妻的王会悟，虽不在十三代表之列，却参与了会议筹备和会议全程，会议地址、代表住处皆由其安排，密探搅局后，又是她提议转战嘉兴南湖，不是代表胜似代表。看得出导演黄建新和郑大圣对这一角色的厚爱，不仅把主叙事视角交给了李达夫妇，还把最美的镜头给了王会悟。由李达之妻、毛润之之妻和陈独秀之妻组成的年代美女团，不仅有人文底蕴还有时代担当，在镜头里就像行走在林微因的诗句中。

这些浪漫主义的镜头即是黄建新和郑大圣导演组合的花火，也是黄建新《建国大业》以来的新主旋律叙事的变量。此前《建国大业》《建党伟业》《建军大业》三部曲和《决胜时刻》，都是类编年体的节奏，这种创作模式的优点在于有历史做轨，怎么走都是厚重的，而它的代价是叙事性和人物的弱化。一大的故事黄建新在《建党伟业》里讲过一次了，再一次聚焦这段厚重历史，固然要求变量。这一次黄建新和郑大圣从人物出发，选取截面叙事，借李达夫妇的视角重温一大背后的点点滴滴。故事架构上，影片借取了谍战片元素，尤其是巡捕房对马林的死缠烂打和日本特高课的支线，让故事有了国际视野的广角。

影片的另一大“美景”，是它的青春感。尤其是刘仁静、刘恩铭和王尽美三位美少年代表，导演恨不得让他们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沪上花”，令人不禁唏嘘“陌上谁家年少，足风流”。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，也不要怀疑导演的诚意，想当初一大代表一行十三人，除了何叔衡和董必武是百年前的“70后”与“80后”，剩下毛润之、李达等都是“90后”，而刘仁静和邓恩铭则是“00后”，不过是19、20岁的少年郎。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7岁，这些人要是没有青春感，那就怪事了。

场外的亮相少年郎同理，一大召集令传到法国时，正勤工俭学的周翔宇（恩来）同学不过23岁，与王会悟、王尽美同年，而邓先贤（小平）同学不到17岁。他们和一大场内少年组成的中国历史上最强少年天团，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历史的C位，成为搅动历史风云，改变中国命运的风云人物。这大许就是梁启超《少年中国说》里希冀的“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富则国富；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；少年自由则国自由；少年进步则国进步；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 ；少年雄于地球，则国雄于地球”吧。